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首席科学家汪宁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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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学术发展新阶段的杰出代表——纪念汪宁生教授

发布时间:2021-12-06 11:25:29      发布人: 刘晋明(小明)

一、 20世纪以来云南学术的三个阶段


20世纪以来,云南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史上,有三个阶段是特别引人瞩目的: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初至20年代,这是云南学术的古典阶段。这一阶段以袁嘉榖先生为代表。袁嘉榖先生作为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尽管主要生活在云南已进入近代化的20世纪了,但读袁嘉榖的《滇绎》(刊印于1923年),犹如看到一个生活在古代的学人的精神世界,对发生在中国大地的近代化运动可以说是毫无感知。《滇绎》的体例、写法甚至思想境界,在云南的明、清著作中并不少见。不能不承认,袁嘉榖先生应是使用古典学术方法研究云南的最后代表了。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这是云南学术在方法上的近代时期。出现了群星璀璨的现象,有徐嘉瑞、李家瑞、向达、方国瑜等研究云南学术的重要学者,他们已采用近代史学的方法研究云南历史。这一个阶段无疑以方国瑜先生为代表。方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已初露头角,以后终生以研究云南地方史为职业,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书斋中渡过,著述等身。他的方法是师承近代国学大师,掌握的主要是传统朴学的方法。读方先生的著作,你不得不为其博学和掌握史料之雄厚而叹服。他的研究尽管也有重点,但触角却可渗入了历史问题的几乎一切领域,每一个领域大都可以拿出超越前人的丰富史料。

第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一阶段,云南学术界部分优秀人才已采用有现代水平的西方学术方法治学,主要以汪宁生先生为代表。尽管汪先生的学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但成为云南人文社科界的代表性人物却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一直引领风骚。对现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了解,外语的谙熟,精湛的传统学术功底,坚实的田野调查基础,深厚的理论修养,使他的研究既具有一种现代西方学术的风格,又有一种根植于传统学术的继往开来的风采,成为知识结构全面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第一位云南学人。所以,他是云南学术界(社科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而取得重要成绩的第一人,并成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奠基人。从个人特点来看,汪宁生先生的研究,已出现较强的专业性而又有广阔的视野,其成就是非常卓越的。

云南学术的第四阶段是什么呢?我们已看到,一些年轻的学者已从专业性更强的角度切入云南各种学术问题。正在出现一批有专业色彩的学者,研究宗教史必须是懂宗教的人才,研究艺术史必须是懂艺术的人才。老一代学者包打天下的研究方式已不复存在。而这,应是老一辈学者打下基础后的发展,而汪先生则是其中承上启下的代表性人物。

二、汪宁生先生的学术成就

当中国人在“文革”十年中举世皆醉的时候,汪宁生先生却非常清醒,一直没有放松对学术的追求,始终在云南进行认真踏实的学术调查、研究和写作,这也是他在文革结束后,当别人还没有完全进入科研状态,而他一出手就拿出一系列重头文章的原因。他在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学都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公认为汪先生以研究精深、见解新颖而见长,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是汪宁生先生长期以来高度关注并且一直着力研究的领域。当笔者1980年代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云南古代铜鼓时,最早接触到汪先生的论文,是一篇《试论中国古代铜鼓》,发表于1978年的《考古学报》,这是我国第一篇跨省界、对众多中国古代铜鼓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汪先生所分的ABCDE数式,对铜鼓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后产生了很多分法,但都是汪先生这种分法的延伸和变种。曾看到80年代中期越南学者写的一个材料,当时两国的关系很紧张,在铜鼓研究上互相“掐架”。对中国学者在铜鼓学方面的成绩,越南学者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唯独对汪先生的此文表示了尊重,可见此文的影响之大。又例如《佤族铜鼓》一文,汪先生调查于1965年,是中国民间活着铜鼓的最早调查之一,笔者1991年再到佤山,当地铜鼓完全消失,再调查而不可得,才感到汪先生的调查之珍贵!以后汪先生关于铜鼓的主要成果已体现在《铜鼓与南方民族》一书中。其他,对晋宁石寨山文化和云南青铜器的一系列研究,以及由此反映的古代民族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这是继冯汉骥先生之后,研究云南青铜文化的力作,其中,“石寨山文化”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为汪先生首倡。其考证之精微,论断之准确是学术界公认的,发表30多年来,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已成为云南青铜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汪先生还以实地考察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研究中国西南的古代文物,例如,《南诏几个城址的考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是先生在1962年发表的早期文章,但调查和研究工作都做得十分扎实。据笔者所知,以后凡涉及这个问题的论著,几乎全是照单采用汪先生的材料和观点,只是有一些细节上的补充罢了。可见先生对问题研究之深入透彻。另外,《南诏中兴二年画卷的考释》也是迄今关于该画卷研究最精深的一篇文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收入汪先生的《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中。另外,汪先生的《云南考古》一书,初版发表于1980年,内容极为简练而见解不凡,被学界誉为“不淹没前人而又超过前人”,是30多年来云南考古学领域最好的入门书。

2.以民族调查来研究古代重大学术问题,也是汪宁生先生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这种方法在1960年代马曜先生的《从西双版纳看西周》中已有高水平的发挥,汪先生则不断找到新的研究视角,比如,中国西北的仰韶文化,经过长期的中国学术界鼎力研究,已是一个十分成熟的领域,一般认为很难再有新问题发现了。但经过汪先生从民族学的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后(《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研究》),却推翻了过去的成见,新的结论得到考古界的赞同和佩服。《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是根据西南少数民族有关习俗做出的新解释。《西双版纳制陶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在2003年《考古学报》上发表,是这个领域田野考察最深入,视野最为宏大的论文,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笔者亦多次调查傣族制陶,对汪先生此文功力之深惊叹不已。其他,《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八卦起源》、《阴阳观念起源》《耒耜新考》等都是以民族学材料解释历史学或考古学上的重大问题,其学术价值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这一类研究,在汪先生的工作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已成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奠基之作,收集于汪先生的《民族考古学论集》和《古俗新研》等著作中。

3.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汪宁生先生也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易洛魁人的今昔》是云南学术界对美洲进行的第一次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研究,作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对影响重大的摩尔根原始社会发展模式提出了不同意见。另外,还有一些是以调查报告发表的成果,但也做得十分深入,例如《记滇西北几个喇嘛寺》就属于这一类的文章,滇西北最重要的松赞林寺的历史和早期材料,几乎完全要靠汪先生的这篇文章才能复原了。另外,关于《他鲁人的婚姻形态》、《利米人的婚姻形态》都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佳作。而《佤山汉族矿工族群认同的改变》则提供了罕见的“最先进的”汉族最终变为“最落后的”佤族的例子,是对民族学理论的新的丰富和补充。这方面的成果收于《文化人类学论集》中。

4.云南及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汪宁生先生也做出了杰出的成绩,这是笔者从自己专业角度要着重提出来的。例如,汪先生以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相结合,深入分析写出《从考古材料看云南冶金业早期历史》,发表于1963年,这是云南冶金史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基本结论至今仍然是站得住的。《阿昌族的铁器制作》一文,写作于1973年,但至今仍然是这个专题最好的一篇论文,以笔者后来的调查看,若不是汪先生记录了当时制铁的技术状况,以及阿昌语对打刀的各种发音,以后的研究将很难深入推进。《从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更是一篇从科技计量的角度触及早期人类社会基本问题的不朽之作。关于远古时期云南的稻谷栽培、云南少数民族养马业的研究等,可以说是云南最早而又高水平的少数民族科技史论文。因此,汪先生生前曾数次赴南宁、西昌等地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系列会议,推动了这个领域的开展。

5.沧源崖画的发现和研究,这是汪先生的一部崖画学重要著作,在中国是比较早的一部,但其他学者过去只是从民俗的角度研究崖画,而汪宁生先生则是中国第一个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崖画的学者,一直代表中国学术界研究崖画的水平,该书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创性成果。在我所毕业的研究崖画保护的几位研究生,无不以此书作为这个领域治学的重要指南。

通读汪先生的著作,尽管成果十分丰厚,堪称著作等身,先生却做到没有重复的内容和文字!每一篇文章都有新的角度和看法,很多文章已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水平极高,这不仅体现了作者的一种严谨,也是作者的一种学术境界。汪先生曾说,他置于案头的话是“务陈言之尽去,乃他人所未发”,先生确实达到了这一境界,不能不让我们对汪先生表示十分的钦佩。

三、汪宁生的学术影响及风范

由于诸多的学术贡献,以及学术境界高远,汪宁生先生成为第一位取得世界性声望的云南人文学者,学术影响深远,对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民族考古学等学科的奠基人。

汪先生长期生活在云南边疆,利用地域优势,田野调查做得十分深入,在云南极少有人可及,而传统学术的功力又十分深厚,这两方面的完美结合,使他的研究成绩是空前的,令人叹为观止。对云南学术界而言,汪先生早已成为一面旗帜,一座丰碑。云南“汪学”兴起,指日可期。

汪先生在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也做得十分到位。先生曾说:“学术界不以我长期僻居边陬之孤陋而相弃”。在国内的前辈学人中,汪先生在1970年代得到顾颉刚先生的很多教益,使他在史学上获得许多长进。在国外,汪先生1980年代起就在国际学术界行走,到过欧、美、日本、澳洲等20多个国家,足迹遍及各大洲,他广泛讲学和交流,大大开阔了学术视野。其接触国际学术界之广泛,在20世纪的云南人文社科界中,也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这一点,汪先生既是独领风骚,也是十分幸运的。

民族考古学界向来有“南汪北宋”之说,表达了对汪宁生先生和宋兆麟先生在建立中国民族考古学中卓越贡献的尊敬。笔者在北京也常常向宋先生请教,比较而言,两位前辈跑遍了少数民族地区山山水水,做出了开创性的民族学调查,从调查地点看,宋先生跑得更多些,涉及面更为广阔,但对西方学术的了解,学问的融会中西,汪先生却是更加突出。考古学界还常常把童恩正先生与汪宁生先生相提并论,无疑,童、汪两位先生都是西南地区考古学界的代表。在学问上,童先生构思宏大,汪先生研究精深,各有千秋,都是西南地区学人的楷模。

汪宁生先生是云南学术界的骄傲。对笔者而言,这么多年来,或在北京,或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常常会遇到介绍云南学术的情况,这时,我总是把汪先生作为云南学界的第1位代表推出,与其他省相比云南的学术地位时,也总是首先要抬出汪先生他老人家。原因很简单,提到汪先生,学术界同仁都知道,读过汪先生文章的学者,没有不表示尊重和佩服的,从而对虽然远在边疆的云南学术界也不敢轻看了!

我个人与汪先生交往始于1988年,先生对我以科技手段研究云南青铜器表示大力支持,送我《云南考古》等很多学术资料,1990年回到云南,常常向汪先生请益。2001年我离开云南到北京时,他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国际冶金史英文资料全部提供给我,对我帮助很大。他是一位纯然的学者,常常告诉青年人一些治学的门径以及国际学术动态,汪先生写作的《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一书备受青年学子的喜爱。汪先生坚持学术的严谨性,对学术界出现的“新苗子”由衷的高兴,而对假冒伪劣和官僚的东西不断渗入云南学术界表示痛恨,在他的心目中,学术应是纯粹的、至上的,这是他崇高的学术追求所反映出来的立场和态度。虽然今天世风日下,影响到学术界,但当我们想到汪先生,感到毕竟云南学术界还有一位汪先生,一位坚守学术精神的前辈,让我们心里有一丝丝的暖意。如今,汪先生已道山,令人感到深深的悲痛,但我相信,先生的事业是不朽的!

                                   2014年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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